第278章 老刘。
天还没亮透。
四九城火车站的站台上，稀稀落落站著十几个人。
有扛著大包小包赶早班车的，有缩在角落里打盹的候车的，有拎著搪瓷缸子卖热水的。
这会北方接站还没成为传统。
大早上的人很少。
白雾在晨光里翻涌，把那些人的脸都罩得模模糊糊。
老刘站在站台最边上，手里攥著一张皱巴巴的电报。
电报是昨天下午到的。
他媳妇说带著孩子今天一早到四九城，让他去接。
他媳妇叫李桂花，老家是石门的，上个月带著孩子回去探亲，说好了个把星期就回来。
结果一拖拖到快过年。
前几天才来信说买了票，让孩子也尝尝坐火车的滋味。
老刘是皮鞋厂的职工，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这年头赚钱不易，他一个人养著三张嘴。
省吃俭用攒了半年，才捨得让她们娘俩坐一回软臥。
老刘想著等她们到了，先带她们去前门大街吃碗滷煮，再去王府井逛逛给孩子买双新棉鞋。
孩子脚长得快，去年那双早就顶脚了。
为了这事，今早上他四点就起来了，换了一身乾净的工作服。
把鬍子颳得乾乾净净，揣著攒了三个月的布票和钱，提前一个钟头到了车站。
可等到现在，k22次也没来。
站台上的大钟指针指向六点半，天已经亮了。
老刘看著那口钟，又看看手里的电报，心里开始有些莫名的发慌。
他跑去问值班员。
值班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铁路，叼著烟，眼皮都不抬。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看著手里的记录本。
“k22？那趟车晚点了，回去等著吧。”
“晚多久？”
“这我哪能知道。”
老刘站在值班室门口，站了足足十分钟。
別说这年头，就算是几十年后的火车晚点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此老刘毫无办法。
他又跑回去站在站台边上，盯著铁轨尽头的方向。
一直盯到七点。
七点过十分，站台上的人逐渐开始变多，渐渐地有人议论。
“听说昨晚石门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反正我那趟车临时取消了，站里就让等著。”
“我这也是，等了俩钟头了。”
老刘听著那些人的议论，心中的不安越发浓重，就连手都开始有些抖。
他又跑去找值班员。
这次值班员没叼烟，只是脸色也不太好看。
他正在接电话，嗯嗯啊啊地应著，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录。
掛了电话，一抬头看见老刘，愣了一下。
似乎在脑海中核对刚刚电话里的外貌特徵。
隨后沉默了几秒。
“您跟我来一趟。”
老刘被带进一间小办公室。
屋里坐著三个人，都穿著中山装，脸色严肃。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站起来。
“您就是刘建国同志？”
老刘点点头，眉头忍不住皱起。
他感觉似乎有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那人沉默了一下。
“郑同志，请您先坐下，有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老刘没坐，他就那么站著，看著那人的嘴一张一合。
昨晚的事故被和盘托出。
但几人隱去了高顽与白莲阳支的细节。
只说了原因正在调查中，疑似敌特分子对列车进行的有预谋的破坏。
老刘神情开始有些恍惚。
后面的声音他听不太清了。
他看见那人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包袱。
包袱皮是花的，那是他媳妇过年时候扯的新布，说要给孩子做件新衣裳。
里面是一只小孩的棉鞋，黑条绒面，白塑料底，鞋帮子上绣著一只小老虎。
老刘盯著那只鞋，盯了很久。
然后他膝盖一软，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同志！同志您告诉我她们在哪儿？”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像风里的树叶。
那人把他扶起来，扶到椅子上坐下，又说了些什么。
老刘听不进去，他只是抱著那只鞋，抱著那个包袱，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糊了满脸。
后来有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那地方在城西，是个挺大的院子，门口有当兵的站岗。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屋里摆著几张长条桌，桌上放著一些白布盖著的东西。
白布下是他媳妇的脸。
惨白，冰凉，脖子上缠著绷带，绷带下面隱隱透出暗红色的痕跡。
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著了。
老刘站在那儿，看著那张脸，看了足足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他又看见旁边那张床上，白布下面那个小小的轮廓。
他走过去，双手颤抖著掀开白布。
露出下方孩子的脸。
乌黑的眼睛闭著，小嘴微微张开，脸上还有几点没擦乾净的血跡。
老刘的手抖得几乎盖不上那块白布。
他转过身，扶著床沿，整个人往下出溜。
旁边有人扶住他，把他扶到外头，扶到一把椅子上坐下。
有人给他端了杯热水，他接过来，捧著，一动不动。
后来有人来问他话，问他媳妇和孩子叫什么，多大了，老家是哪儿的，有没有什么亲戚。
他一五一十地答，答得很清楚，就像平时在厂里匯报工作一样。
再后来有人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字。
他签了。
签完字，有人把那个包袱递给他。
“郑同志，您节哀，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您。”
他抱著包袱，走出那个院子。
外头的天已经大亮了。
太阳掛在东边，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
他沿著马路往回走，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从他身边过去，有拉板车的从他身边过去，有说说笑笑的工人从他身边过去。
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怀里抱著的那个包袱里，装著他媳妇和孩子最后的念想。
他走到一个路口，停下来。
往左是回厂里的路，往右是回家的路。
他往右拐了。
家在南锣鼓巷边上的一条小胡同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是他跟厂里借的。
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
床上还摆著他媳妇过年时候做的新被子，红底碎花，她捨不得盖，说要等天暖和了再盖。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看著那床被子。
站了很久。
然后把包袱放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隔壁的王大妈听见动静，探头来看，看见他那副样子，嚇了一跳。
“老刘？你怎么了？你媳妇呢？孩子呢？”
老刘没吭声。
王大妈又问了一遍。
老刘还是没吭声。
王大妈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去叫街道办的人。
等街道办的人来的时候，老刘还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桌上的包袱。
后来发生的事情，老刘记不太清了。
好像有人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有人给他餵水，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他只是睁著眼睛，看著房顶，看著那根掛满灰尘的房梁。
他想起上个月送媳妇和孩子回老家的时候，孩子趴在车窗上，冲他挥手。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来接我们！”
他想起媳妇在信里写的。
“孩子可想你了，天天念叨你，这回回去你得好好陪陪他。”
他想起昨晚做的那个梦，梦见媳妇和孩子下了火车，孩子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仰著小脸喊爸爸。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外头的太阳越升越高。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老刘脸上。
他闭上眼睛，任由泪顺著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痒痒的。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四九城火车站的站台上，稀稀落落站著十几个人。
有扛著大包小包赶早班车的，有缩在角落里打盹的候车的，有拎著搪瓷缸子卖热水的。
这会北方接站还没成为传统。
大早上的人很少。
白雾在晨光里翻涌，把那些人的脸都罩得模模糊糊。
老刘站在站台最边上，手里攥著一张皱巴巴的电报。
电报是昨天下午到的。
他媳妇说带著孩子今天一早到四九城，让他去接。
他媳妇叫李桂花，老家是石门的，上个月带著孩子回去探亲，说好了个把星期就回来。
结果一拖拖到快过年。
前几天才来信说买了票，让孩子也尝尝坐火车的滋味。
老刘是皮鞋厂的职工，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这年头赚钱不易，他一个人养著三张嘴。
省吃俭用攒了半年，才捨得让她们娘俩坐一回软臥。
老刘想著等她们到了，先带她们去前门大街吃碗滷煮，再去王府井逛逛给孩子买双新棉鞋。
孩子脚长得快，去年那双早就顶脚了。
为了这事，今早上他四点就起来了，换了一身乾净的工作服。
把鬍子颳得乾乾净净，揣著攒了三个月的布票和钱，提前一个钟头到了车站。
可等到现在，k22次也没来。
站台上的大钟指针指向六点半，天已经亮了。
老刘看著那口钟，又看看手里的电报，心里开始有些莫名的发慌。
他跑去问值班员。
值班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铁路，叼著烟，眼皮都不抬。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看著手里的记录本。
“k22？那趟车晚点了，回去等著吧。”
“晚多久？”
“这我哪能知道。”
老刘站在值班室门口，站了足足十分钟。
別说这年头，就算是几十年后的火车晚点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此老刘毫无办法。
他又跑回去站在站台边上，盯著铁轨尽头的方向。
一直盯到七点。
七点过十分，站台上的人逐渐开始变多，渐渐地有人议论。
“听说昨晚石门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反正我那趟车临时取消了，站里就让等著。”
“我这也是，等了俩钟头了。”
老刘听著那些人的议论，心中的不安越发浓重，就连手都开始有些抖。
他又跑去找值班员。
这次值班员没叼烟，只是脸色也不太好看。
他正在接电话，嗯嗯啊啊地应著，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录。
掛了电话，一抬头看见老刘，愣了一下。
似乎在脑海中核对刚刚电话里的外貌特徵。
隨后沉默了几秒。
“您跟我来一趟。”
老刘被带进一间小办公室。
屋里坐著三个人，都穿著中山装，脸色严肃。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站起来。
“您就是刘建国同志？”
老刘点点头，眉头忍不住皱起。
他感觉似乎有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那人沉默了一下。
“郑同志，请您先坐下，有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老刘没坐，他就那么站著，看著那人的嘴一张一合。
昨晚的事故被和盘托出。
但几人隱去了高顽与白莲阳支的细节。
只说了原因正在调查中，疑似敌特分子对列车进行的有预谋的破坏。
老刘神情开始有些恍惚。
后面的声音他听不太清了。
他看见那人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包袱。
包袱皮是花的，那是他媳妇过年时候扯的新布，说要给孩子做件新衣裳。
里面是一只小孩的棉鞋，黑条绒面，白塑料底，鞋帮子上绣著一只小老虎。
老刘盯著那只鞋，盯了很久。
然后他膝盖一软，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同志！同志您告诉我她们在哪儿？”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像风里的树叶。
那人把他扶起来，扶到椅子上坐下，又说了些什么。
老刘听不进去，他只是抱著那只鞋，抱著那个包袱，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糊了满脸。
后来有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那地方在城西，是个挺大的院子，门口有当兵的站岗。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屋里摆著几张长条桌，桌上放著一些白布盖著的东西。
白布下是他媳妇的脸。
惨白，冰凉，脖子上缠著绷带，绷带下面隱隱透出暗红色的痕跡。
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著了。
老刘站在那儿，看著那张脸，看了足足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他又看见旁边那张床上，白布下面那个小小的轮廓。
他走过去，双手颤抖著掀开白布。
露出下方孩子的脸。
乌黑的眼睛闭著，小嘴微微张开，脸上还有几点没擦乾净的血跡。
老刘的手抖得几乎盖不上那块白布。
他转过身，扶著床沿，整个人往下出溜。
旁边有人扶住他，把他扶到外头，扶到一把椅子上坐下。
有人给他端了杯热水，他接过来，捧著，一动不动。
后来有人来问他话，问他媳妇和孩子叫什么，多大了，老家是哪儿的，有没有什么亲戚。
他一五一十地答，答得很清楚，就像平时在厂里匯报工作一样。
再后来有人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字。
他签了。
签完字，有人把那个包袱递给他。
“郑同志，您节哀，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您。”
他抱著包袱，走出那个院子。
外头的天已经大亮了。
太阳掛在东边，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
他沿著马路往回走，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从他身边过去，有拉板车的从他身边过去，有说说笑笑的工人从他身边过去。
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怀里抱著的那个包袱里，装著他媳妇和孩子最后的念想。
他走到一个路口，停下来。
往左是回厂里的路，往右是回家的路。
他往右拐了。
家在南锣鼓巷边上的一条小胡同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是他跟厂里借的。
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
床上还摆著他媳妇过年时候做的新被子，红底碎花，她捨不得盖，说要等天暖和了再盖。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看著那床被子。
站了很久。
然后把包袱放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隔壁的王大妈听见动静，探头来看，看见他那副样子，嚇了一跳。
“老刘？你怎么了？你媳妇呢？孩子呢？”
老刘没吭声。
王大妈又问了一遍。
老刘还是没吭声。
王大妈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去叫街道办的人。
等街道办的人来的时候，老刘还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桌上的包袱。
后来发生的事情，老刘记不太清了。
好像有人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有人给他餵水，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他只是睁著眼睛，看著房顶，看著那根掛满灰尘的房梁。
他想起上个月送媳妇和孩子回老家的时候，孩子趴在车窗上，冲他挥手。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来接我们！”
他想起媳妇在信里写的。
“孩子可想你了，天天念叨你，这回回去你得好好陪陪他。”
他想起昨晚做的那个梦，梦见媳妇和孩子下了火车，孩子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仰著小脸喊爸爸。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外头的太阳越升越高。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老刘脸上。
他闭上眼睛，任由泪顺著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痒痒的。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